孝慈录序

明太祖朱元璋

    丧礼之说，闻周朝已备，至秦火乃亡，汉儒采诸说以成书，号曰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。或云新书而未行，历代儒臣，往往以为定式，以佐人主。若识时务者，则采可行而行之。其有俗士，执古以匡君，君不明断，是以妨务而害理，中道废焉。朕观其所以，于事甚繁。
    洪武七年秋九月，贵妃薨。敕礼官以定仪，诏翰林稽诸古典。三日而后来奏，人各以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以为定式，所云：“父在，为母服期年，若庶母则无服。”又引子游问孔子，鲁昭公之服有二，以孔子不许为必然。
    朕思之再三，迂儒俗士，果不识时务。孰不知孔子之说，有大义存焉。宰予问期年之丧可服，孔子以为不仁。与昭公之事何异乎？不然。当是时，诸侯不有天王而自专。孔子务以三纲五常教不善。昭公，诸侯也，其丧礼久出天王，问孔子欲更其礼，可乎？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，所以不言期之非。及宰予闲居之论，孔子却言其非，可见母之期服，不近人情焉。今之迂儒，止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是古非今，昭然矣。
    且礼出于天子，上行下效焉。今天子皇子，母服期，庶母则无服，五服之外则不服。若以其说为必然，则尧之德靡矣。尧乃亲九族，而平章百姓，岂独五服之外者欤？
    于是，命诸儒遍考诸书以报。又数日来奏，古今论丧服者，凡四十有二人，愿服期年者十四人，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，比服期年者增倍。由是观之，三年之丧，岂不合人情者乎？
    夫父母之恩，一也。父服三年，父在为母则期年，岂非低昂太甚乎？其于人情何如也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，若父母新丧，则或五日、三日，或六七日，饮食不入口者，方乃是孝，朝抵暮而悲号焉，又三年不语焉，禁令服内勿生子焉。朕览书度意，实非万古不易之法。若果依前式，其孝子之家，为已死者伤，见生者十亡八九，则孝礼颓焉，民人则生理罢焉，王家则国事紊焉。
    又闻周公《无逸》篇，述殷王中宗享国七十五年，高宗享国五十九年，祖甲享国三十三年。自时厥后，惟耽乐之从，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，寿可稽而短可考，岂不明矣？然周公止知如是，不知定期服已失人伦，终致后王寿短而社稷移者，亦由庶母无服焉。或父归而子乘之，人伦安在？所以寿促而王纲解。迂儒茫然哉！
    朕观宫生之君，好内山林之士，任为股肱爪牙，暴贵其身，致君牵制文义，优游不断，国之危亡，非迂儒者谁？其丧礼之论，时文之变态，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，是古非今，灼见其情，甚不难矣。
    每闻汉唐有忌议丧事者，在朕则不然，礼乐制度，出自天子。于是立为定制：子为父母、庶子为其母，皆斩衰三年；嫡子、众子为庶母，皆齐衰杖期。使内外有所遵守。

（摘自《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》点校整理稿卷第十三）